《国际电影》的办刊实践及特色丨研究报告

作者：临沂宣传片拍摄制作公司发布时间：05-20

摘要

《国际电影》是香港地区出版的一份长寿且影响深远的电影刊物，它创刊于香港国语电影工业的转型期，以图文并茂、印制精美、传播广泛的总体品格，以及折中雅俗、颂赞现代的办刊特色成为同时代影刊中的佼佼者。作为附属性刊物的办刊典范，《国际电影》在产业层面有效促成电影工业链的跨媒介联动，在文化层面以行之有效的话语逻辑调和商业诉求与文人理想，其出版实践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办刊经验，也形塑了海外华人的文化记忆，具有重要的电影史料价值和文化研究意义。

被誉为“纸上光影”的电影刊物，自1921年诞生以来一直与现代出版业和电影业的激越发展同频共振，在不断演化中形成丰富多元的形态和厚重的历史传统。电影刊物的出版热潮端赖大众文化的普及，并依托纸媒及电影的行业繁盛，因此，除民国时期的上海，“二战”后的香港同样值得关注：大量媒介精英南下会聚造成报业发达，制造业的兴旺带动市民文化发展，电影业也在整合重构中奠定作为“东方好莱坞”的基础，这些因素迅速造就了电影刊物的次第涌现，创刊于1955年的《国际电影》就是其中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个案。

作为商业性附属刊物，《国际电影》伴生于国泰机构这一跨区域影业公司在香港的拓展，全盛期发行量高达10万册，极大程度上主导和形塑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外华人的文化记忆和现代想象。更为重要的是，该刊集结了一批有着深广文脉及丰富报业经验的编辑者，于表达文人理想、实现宣传目标及迎合市民趣味的多重边界不断调校，最终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话语逻辑和文宣策略，其丰富的办刊经验及深远的文化影响都值得省视和总结。

一、一个健全的产业链条：
创刊背景与属性定位

（一）处于香港影业转型期的“国泰机构”

《国际电影》的成功与其依托的母公司——跨区域经营的娱乐业巨擘“国泰机构”紧密相连，它由海外华商陆运涛创建，以新马为市场腹地，从兴建影院起步逐渐涉足发行、制片领域。时值20世纪50年代初期，香港国语影业正因市场狭小陷入困境，国泰机构乘势成立国际影片发行公司（简称国际），支持香港出品以供应东南亚地区的放映网络。在此基础上，《国际电影》于1955年在香港创刊，它作为一个重要转折点，不仅标志着新马华商影业资本登陆香港的肇始，也成为香港国语影坛由危机向转机过渡的分水岭。

1956年，国际与永华合并，成立了香港影史上著名的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电懋延揽到张爱玲、宋淇等文化俊彦和岳枫、易文等专业编导人才，同时以现代制片理念在香港率先建立起集生产、发行、放映于一体的跨国/区的垂直整合制片厂体系，拍摄完成《情场如战场》《曼波女郎》等一批极具现代气质的佳作，在工业结构和文化视野双重层面给香港影坛带来变化。遗憾的是，1964年的一场空难导致以陆运涛为首的公司管理层多人罹难，次年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简称国泰），终因缺乏有力的领导者逐渐减产，直至1971年正式退出香港制片业，《国际电影》亦于同年停刊。

纵观国泰机构在香港的十数年经营，不但引领国语电影步入黄金期，也奠定了香港作为“东方好莱坞”的工业基础，推动香港电影走上现代化、企业化和多元文化之路，而伴生于国际、电懋、国泰三阶段的《国际电影》，同样见证并形构了这段影史的辉煌。

（二）作为商业附属性刊物的《国际电影》

《国际电影》是月刊电影画报，虽然该刊自陈定位为“以超然立场”报道电影动态，是担任“观众和制片家桥梁”［1］的大众传媒公共话语平台，但就本质而言，则是国泰机构的附属性宣传刊物。

区别于公共性刊物，附属性影刊由母公司资金支持出版，其内容言论也主要为提供资金的上级机构做宣传服务［2］，由此可见，经济和组织架构是否独立、内容编排是否具明显宣传导向是衡量附属性刊物的主要基准。从隶属关系看，《国际电影》的历任主编朱旭华、黄也白等人均为公司管理层，且都曾兼任宣传部主任，办刊活动是宣传部营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层面，该刊创刊伊始即定价每期港币八角且十数年间未有调整，显然得到母公司资助而非遵循市场规律运作；内容方面，虽然也强调对影坛公共事务的关注，但主体仍是为本公司造势的软性宣传，以期吸引观众的观影欲望、增加公众对品牌的认可，其商业导向性不言自明。

对电影公司而言，附属性刊物担负着电影营销环节的宣传、沟通、反馈功能，作为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构成跨媒介的联动效应，不啻为稳定的宣传窗口和影像延伸利器。但在战乱频仍、民族危亡的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图景中，只有少数兼具实力和野心的电影公司做出了尝试，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民国时期上海出版的《联华画报》《新华画报》。在香港地区，20世纪50年代前也有诸多影刊，但大都不成规模也无特色，《国际电影》的办刊实践无疑打破了这一局面，依托母公司的实力，它在延续上海传统的基础上注入时代内容，在版式编排和文宣策略方面都折射出文人气质和现代企业精神相融合的独特风格，“真正成为建构企业文化的重要途径”［3］。

《情场如战场》剧照

二、一份传播广泛的画刊：

版式编排与发行渠道

虽然附属性刊物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它的整体编例和风格——围绕影片影人为母公司做软性宣传，但依托国泰机构的强大财力和跨地市场，《国际电影》形成了图文并茂、印制精美、传播广泛的总体品格。

作为电影工业的组成部分，电影杂志配合影片生产，在银幕外策略性地营造一个存在于印刷媒体上的虚拟真实，其编排牵涉文字描写的呈现技巧，也考衡各种图像的安插运用，宛若一次纸面上的电影制作。以《国际电影》1960年8月号为例，该期文字方面的核心稿件如《〈杀机重重〉紧张刺激》《葛兰载歌载舞》，均以片厂制的两大支点——类型和明星为切入角度推介新片；固定栏目《银色新闻》《香港十大卖座西片》等文稿放眼香港内外盘点影人影事，体现出向大众媒介公共领域靠拢的姿态；编读互动的《你像哪一位明星》《有奖猜谜》等栏目，以形象联系或肢解明星形象的方式，增强影迷对电懋明星的物恋与崇拜；《幸运读友》页则刊登猜谜活动获奖者照片，以此培养读者对刊物的忠诚度；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几篇专题文章：现代派画家费伯夷的《影片片头的设计》和银髯的《十年来最流行的电影歌曲唱片》，看似以历史视角总结影史及知识，实则巧妙凸显电懋出品的专业性和艺术性；此外，本期还刊载了宗惟赓的《怎样拍摄明星照片》，向读者介绍明星摄影技巧，娓娓道来“亚洲影后”林黛、尤敏等人在镜头前的风姿，而她们都归属于电懋璀璨迷人的星群。

由此须谈到《国际电影》的图文构成。它是一份电影画报，文字作为辅助说明的点睛之笔所占比重不大，足以吸引影迷眼球、满足视觉消费的图片才是刊物主体。每期目录都会以醒目字体标识“彩色之页”和“图片之页”，包括有影片剧照、片厂花絮、名家漫画等不同形式。其中，作为刊物直观展示的窗口——封面页的明星艺术照，一般都会邀得宗惟赓或高岭梅等摄影名家掌镜，传递出艺术精英眼中的现代美感。《国际电影》每期都含彩色巨幅插页，年底还会附送明星月历，均可供读者悬挂贴用，在潜移默化中延伸至个体日常生活。这些精美图片与信息充沛的文章一起，构建起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影院延伸传播渠道。

与《国际电影》长期合作负责杂志刊印的，是由岭南画派画家关蕙农创建于1915年的亚洲石印局，在香港印刷界信誉甚隆且技术实力雄厚，以此为依凭，《国际电影》自1963年率先实现全部页面彩色印刷，成为“东南亚第一本彩色电影画报”，刊物每期在香港出版后分销各地。迈入20世纪60年代，该刊曾因“选稿好，风格高，印刷精美”得到《好莱坞导报》的关注［4］，当时它已行销27个国家及地区。中英文双语编写的稿件既可供跨国传播，又极大满足了海外华侨的桑梓之念和文化怀思，主导影响了他们的观影趣味，从每期获奖名单及函件来源构成可看出，它在各地华人社群都有忠实拥趸。电影学者焦雄屏就曾回忆：“在五六十年代，这本刊物似乎是台湾一般家庭女性最重要的精神食粮，也是社交重要话题……造成的宣传效果实在难以估量，堪称今日港台明星画报之滥觞。”［5］

《曼波女郎》剧照

三、商业诉求与文化推手：

文宣策略与编辑理念

作为大众文化构成的商业流行读物，电影杂志是“寄居在商业化的电影与文人化的刊物夹缝中的一种独特存在”［6］，对《国际电影》——在香港重商环境下出版的附属性刊物而言，商业诉求和文人理想间的抵牾就显得更为突出，在不断调校中，《国际电影》嬗变形成了折中雅俗、颂赞现代的立场旨趣和编辑策略，而这才是它在激烈的出版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深远文化影响的根本所在。

（一）折中雅俗：精英意识与大众文化的调试

区别于同时期大部分影刊，《国际电影》在符合商业诉求、尊重读者趣味的同时，刊载了大量创作札记、理论探讨等深度文章，体现了厕身其中的文化人对大众文化的参与及渗透。

《国际电影》的创刊号即宣告公司聘请到张爱玲、姚克、宋淇等文艺界翘楚组成剧本编审委员会，电懋时期《情场如战场》《四千金》等重要作品，或由张爱玲、秦亦孚原创，或改编自刘以鬯、郑慧等人的著作，不仅形成了文人片厂的品牌特色，也形成了电影创作与严肃文学、廉纸小说的出版文化叠合互动的活跃生态。

上述文艺界精英以《国际电影》为平台，悉数上阵撰写专文，如：创作手札类的《小说与电影》《寄友人书》；技巧普及类的《綦湘棠谈电影音乐》《与范杰谈摄影》；人物侧写类的《我所认识的张爱玲》《访剧作者秦亦孚》……涵盖了电影本体思考及创作技巧言说等诸多面向。这些文章虽有应和宣传的目的，却也并非直接广告性质的鼓吹，更未局限于曲高和寡的空议，而是集知识性、专业性、趣味性于一体，不但标榜自身文化品位，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观众对电影艺术的认知，形成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对话共生的张力场。电懋的核心人物宋淇曾一再提及文学上的Middle-brow——“泛指够不上经典小说水准，而比迎合读者低级趣味的小说高雅的那种说部”［7］，以此阐释公司的制作路线，而《国际电影》折中雅俗的编辑理念，显然也可从这一定位上去延拓解读。

（二）颂赞现代：女星的形象塑造与文化想象

知识精英的介入给《国际电影》带来的另一特质，是以某种文化先觉参与生成关乎都市文化的现代想象，成为时代转变的文化推手。

进入50年代，香港由单一转口贸易向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轨，工厂数在1951—1962年间增长4倍，雇佣劳动力增长3倍，国泰机构的市场腹地新马地区也由殖民地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酝酿中的经济起飞催生民众对优质生活的向往。李欧梵指出：“出版文化，尤其是流行杂志和小说，不仅辅助了电影这种新的视听媒介，而且在创造新的、流行的、关于都市现代性的文化想象中，它们都成了主要媒介。”［8］该判断同样适用于《国际电影》的文化形构。其中，作为刊物主要表现内容的女星形象，不啻为一道意蕴丰富的文化景观，她们既是“都市想象的载体，又是现代生活方式的代言人”［9］。

明星研究区分了演员个体与明星形象二者的差别，认为明星形象是由电影文本和促销文本——制片厂发行的报刊，以及其他媒介形态在交互指涉中建构的复杂多义体［10］。不同于大部分通俗刊物对明星身体的过度消费及对绯闻逸事的大肆渲染，《国际电影》与公司出品的都市文艺电影互为表里，在银幕内外为旗下明星形塑出健康自信、蓬勃向上的现代风貌，她们与处于时代转折中的观众建立起正向的情感联结，并以具象的方式回应了大众普遍关注的现代性议题。

《国际电影》的现代明星形象“书写”从三方面由表及里地展开：

第一，体现为彰显摩登时尚品位。香港制造业的繁盛使更多女性步入社会并拥有可支配的经济来源，引发女性社会地位的转变及现代意识的萌生，《国际电影》以明星的晕轮效应设置女性读者关注的时尚议题，通过封面女郎、插页图示、明星着装等多种形式进行摩登示范，促进了现代消费文化滋长。

第二，引领现代生活方式。《国际电影》通过一系列叙述策略和视像符号营建出明星在银幕外的日常生活样态，她们或精于击剑、冲浪等中产运动（《林翠与运动》），或游刃于曼波、爵士等歌舞形式（《才华惊人的葛兰》），或在国际旅行尚未普及的年代尽享跨地的现代体验（《懂得旅行乐趣的林黛》）——值得一提的是，《国际电影》曾长期向航空公司免费供应［11］，这些都体现出刊物超前的中产视野与都会趣味。

第三，倡导正向价值理念。《国际电影》频繁报道旗下明星参与慈善公益活动，树立她们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形象；刊物还设有“明星之页”记述影人的“前明星”历史，把她们打造为依靠奋斗成名的现代成功学典范；即使如披露明星私生活的专栏，也在公共视野中把她们塑造成在家庭中恪守传统的女儿/妻子形象，而非以绯闻报道增加销量。

国泰机构的首脑陆运涛曾公开表示：“我虽然是‘马来亚（今马来西亚）人’，我仍然是中国人，所以我有为中国文化在海外尽一份维护及促其发展的心愿。”［12］由此观念主导，《国际电影》在颂赞现代的同时始终深深植根中国伦理传统，以印刷媒介为载体唤询海外华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归属。在通俗却不流俗的宣传理念中展现的女明星，不仅是被凝视的欲望客体，更成为读者想象性认同和自我建构的镜像模板，这些既能代言现代都市生活又推崇中国传统道德理念的明星形象，熨帖着身处新旧观念角力中读者的集体焦虑，寄寓了海外华人的文化乡愁与现代向往。

结语

整体而言，《国际电影》这份流通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文化转轨中的大众流行刊物，在内容和立场上能较为超前地把握时代走向，平衡游走于时尚趣味、文化引领、宣传效应之间，于雅俗共赏中保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它的成功甚至引来美国影界多次撰文分析，认为“深资好莱坞影业和电影杂志借镜”［13］。

回首《国际电影》在香港创刊的1955年，美国电影曾在此地创下全球票房收入第19位的纪录，在好莱坞电影的强势包围中，《国际电影》与国泰机构共生共荣，以现代办刊理念及独特的文化视野为香港国语电影建构起言说表达的空间，最终闯出一条既能承载商业愿景又可表达文人理想的成功办刊之路。这份长寿且传播广泛的精美画刊作为时代的注脚，不但勾勒出彼时流行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在宣传策略、明星塑造、影迷聚合等诸多面向积累了丰富经验，值得进一步追鉴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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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许琦来源/导演帮（ID：daoyanbangw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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